理想国沙龙:改变教育现状的动力在哪里

| 2012-11-06 | 2,072 | 无评论 | |


9月10日,“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将在前门23号院的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拉开帷幕,连续三天,上演本年度最重磅的文化大戏。今年的年度文化沙龙为中秋假期三天,设置三场主题论坛、六场人文沙龙、六场创意演讲、两场露天民谣演出,并邀请了两岸三地近四十位最活跃的文化、思想、教育、艺术、设计界达人,为京城内外更多的观众带来一份美味过瘾的思想大餐。

【精彩实录】

主题:改变教育现状的动力在哪里

时间:2011年9月10日14:0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地下二层

嘉宾主持:杨东平

嘉宾:朱永新、梁晓燕

杨东平: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到理想国文化沙龙现场,我也欢迎我自己,我也是第一次到这来。我叫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我想先介绍今天的两位重要嘉宾:朱永新教授,著名教育家,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原苏州市副市长,经常被官员批评说不务正业,每天上网发函写信。第二位是梁晓燕女士,也是出版人,她有很多社会身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利用这个时间交流教育问题,我们在理想国讨论教育问题,显然不是因为教育已经非常理想,还是因为教育好象不太理想,所以成为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的讨论前面一个多小时做一些主题性探讨,后面时间可以跟大家交流互动。

我先利用特权提第一个问题,记得两年前有一次,也是一个文化论坛上,易中天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提一个八卦问题,他说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请两位回答一下。

朱永新:也是一个伪问题,毫无疑问,教育的希望比足球还要大一些。足球就那么几个人在玩儿。教育,中国有1300万教师,有几亿孩子们,他们在一起,总有一些把根扎在教师事业,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有他们,中国教育就有希望。

杨东平:今天是教师节,向各位老师表示敬意。

梁晓燕:我觉得教育和足球,我的想法是说,足球作为体育运动来说它是可选择的,它可有,它也可以无。可是教育我们无可选择,我们每个人要进入现代生活,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我们要变成社会可用的人,教育是必不可少必须得走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能说哪个更有希望、哪个更没有希望,而是教育更无可替代的我们必须让它有希望,如果它没有希望,它比足球没希望更让我们绝望。

杨东平:我们是不是感到教育和体育有很多相似性?

朱永新: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大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做不好,当然体育根本做不好,体育的前提是教育。当然,体育更多的是竞技,更多的是展示人阳刚的一面,更多的展示的是人合作竞争的关系。但是教育的使命不仅仅是体育,体育只是教育的其中之一。教育更多的是培养一个美好的人格,培养健全的人,建设美好的社会。

杨东平:教育现在越来越像体育是因为它跟体育一样,变成一种竞技的训练,而且是以金牌战略为导向的。

朱永新:体育本来也不是应该这样,严格意义上的体育也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帮助人更好的成长,而不是仅仅为竞技,为竞技的体育只是少数人的游戏,现在我们把整个国家体育变成竞技性体育,全民性体育,所以我们体育看精彩就跟教育上看分数一样,精彩并不是体育主要原因,因此分数也不是教育主要原因。我们经常说好的分数是教育额外的奖赏,因为你根据一个规律做分数自然好。体育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没有真正意义上帮助大众体育永远上不去。

杨东平:无论是国外好的学校还是民国时期的学校,都非常重视体育,晓燕有什么想法,教育和体育?

梁晓燕:我自己的感觉,我们现在之所以体育,尤其像足球,越来越尖子化,最多的钱都砸在这些人身上,而放弃足球的基础。我们知道足球发展好的国家都是有儿童足球的基础,足球发展大国全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在想,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似乎也越来越走到足球的路上,所有的最好的资源、最大的钱砸向尖子学校、尖子学生、尖子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教育自寻绝路呢?看看中国足球的状况,是不是让我们更多的思考今天的教育状况在走向何方?

朱永新:教育和体育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体育,更没有教育。

杨东平:还有一个体育精神的问题,要培养能够踢球的运动员,不能只是踢人。我补充一个数据,为什么说中国的足球非常危险,比如说在日本,它的青少年足球基础据说有300万,而中国据说只有8万人,这个不可想象,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经济条件稍微好的家庭都不愿意小孩从小走职业运动员的道路,所以青少年运动员越来越少。两位觉得体育和教育的确有非常相似之处,主要的弊端、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朱永新: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弊端是缺乏公平性,体育也是缺乏一种公平性。教育总的来说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公平,一个是效率,体育界也是这两个问题。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城市里面的好学校和差学校差距太大,教育的起点就不同。而教育恰恰是社会最重要的管道。所以我觉得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平,很多矛盾问题,像支教的问题、应试问题,都跟公平基础相对薄弱有很大关系。体育的公平性当然和教育公平性不太一样,但是现在体育最大的公平性,它过早的走专一化道路。

杨东平: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学校体育缺席,不能正常开设。

朱永新:因为教育只是为考社会分数准备的,所以体育、艺术,学什么考什么、考什么学什么是目前我们教育很重要的倾向,体育在教育中缺位,体育本来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为精彩准备的,实际它是为一个人准备的,身都没有了,心和灵寄托的物质基础就没有了。所以在我们学校体育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一开始体育走专业化道路,实际上体育应该是所有人的活动,而不是那些体育人的活动。

杨东平:关于教育的主要问题,晓燕的感受是什么?

梁晓燕:我的感受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我经常听到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中国的教育,从不同的角度,主管部门有主管部门的苦衷,教师有教师的怨恨,家长有家长的痛苦,学生有学生的无奈,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的教育。可是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像走进一个怪圈一样,每个人都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又在参与和制造别人的问题,就好象在这个怪圈里面我们都挣脱不出来,到底谁错了呢?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或者说到底更重要的是谁的问题?互相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像一团乱麻一样越来越纠结。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没办法,只能这样。或者说虽然我很不愿意,虽然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到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在我自己看来是这样的一种纠结,让所有的人感觉到我们好象可以心安理得的除了抱怨可以不做什么。

杨东平: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存在就是合理的,实际上是默认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

朱永新:刚才晓燕是讲到教育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教育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刚才讲的是中国教育目前客观的存在问题,并不是我们教育品质的问题,而是公平的问题。当然在公平的教育和教育诸种乱象之后,深层次的原因和整个国民的教育知识、教育素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每人都在埋怨教育的时候,可能你也是制造这个乱象的人之一,你明明知道孩子不应该去学奥数,但是你拼命的让他去学。你明明知道不应该让孩子有那么沉重的书包,但是你逼着他有那么沉重的书包,所以每个人心有不甘,每个人都往这个乱象注入了力量。

杨东平:应试教育择校被称作为是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怪兽,真的不可救药。你们认为教育能改变吗?这是最近在上海电视台开播的六集纪录片的题目《教育能改变吗?》。

朱永新:我一直比较乐观派,我一直认为教育可以改变。它之所以能够改变,第一,整个社会已经非常期待它改,期待到已经不能再等待的急切心理。所以人心期待教育改变已经是非常普遍的问题。

杨东平:公众对教育巨大的压力有可能转化为动力。

朱永新:对。第二个问题,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过分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上层自上而下的变动。从80年代开始我们自上而下的变革没断过,为什么效果不好?因为它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缺乏社会广泛的认同,包括我们这次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里面的内容非常好,所有问题几乎也都看到,所有问题的头绪也都理出来,但是为什么还很难以形成强大力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对社会问题的共识,很多问题没有形成共识。比如文理要不要分科,像这些是很多教育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再比如说要不要有阅读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些几千年来最起码的教育常识性问题我们都理不清,所以需要全社会教育大讨论,需要全社会形成教育共识,需要大家重新来回到教育原点来认识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接触的教师群体里面,还有一大群教师、校长、教育者他们默默的在变革。我经常说一个老师关起教师的门他就是我,他完全可以把他的理想、把他的价值,把他对教育的种种想法实现,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变革。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没有看到这样闪光的东西,没有把自下而上的探索变成自上而下的推动。

杨东平:朱老师讲到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是要形成关于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在整个社会领域也是相似的,这个问题写在文件是一回事,真正变成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启蒙和普及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完成,很多常识还需要恢复。他的第二个观点是要重视自下而上的教育中心。这两个问题晓燕有什么想法?

梁晓燕:我一直在基层做教育改革推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我过去也是在大学里,也包括我们在座很多的人,大家都期待我们最高层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教育理念,然后从上面自上而下的形成一种推动去改变。但同时我发现,其实这样一种愿望,我们先不说它可能不可能,我们先说它真的是有效的吗?真的是某个人的脑子里长出一套东西来,而这套东西通过行政系统一点点的去推动,它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吗?我们在底下,教育的真正的活力,教育真正有效的方法,教育真正触动人心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什么人的行为中出来的?如果整个社会的眼光更多的看到了这些东西,看到了这些年以来洒落在中国民间的教育问题上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对中国教育变革的概念和对中国教育变革的信心就会有改变,我相信有,因为我们自己就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今天也非常希望有机会把我们看到、我们感受到的、我们体会到的激励我们的动力传递给大家。

杨东平:我们两位的教育理想,你们认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理想怎么来表达?

朱永新: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叫《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用简单一句话来说,我希望所有的老师、孩子和父母们都能过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所谓幸福,教育本来应该带给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无论是求知也好,无论是探索也好,应该都带给人非常愉悦的快乐过程。但是现在的教育不是幸福的,是痛苦的,是烦恼的,是各种各样的纠结。同时这种幸福不是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完整的幸福。所谓完整就是教育应该帮助人成为他自己,应该帮助人性更好的张扬,且能更好的发挥,同时这些人组成更加美好的社会,这是教育最重要的地方。

杨东平:朱老师说的完整的幸福的生活也就是指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血液成就,它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不仅成为一个执业人、社会人,还要成为未来良好的丈夫和妻子等等。我们看到很多问题在我们现在教育事业中是缺席的。举个例子,中国和日本有一个普通高中学生的交流计划,到各自国家学习三个月,中国高中学生到日本一看,课程水平低下,跟中国学校没法相比。而且他们到高二的时候不分男女生,这几位中国男生在日本课堂上每人给自己做了一件小棉袄,终生难忘,这就是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梁晓燕: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到什么是好的教育,我相信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在座的人的看法不会有太大差别。朱老师、杨老师讲到的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观点,不同意的人大概不会很多。可是什么是好的教育,大家都会觉得教育是和人的丰富性、和人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大家都是承认的,也是认识的,也是有同感的。可是现在的问题,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好的目标,在走向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步都在失落这个目标中的一部分。开个玩笑说,当我们走在小学里,我们失掉的还少一点,我们越往上走失掉的越多。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一个抽象的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而是在每一步教育细节,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必须成为教育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分歧会越来越大。哪些东西会成为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这些组成部分怎么落实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怎么落实在课堂也好,课外活动也好,包括家庭教育,包括课外教育,包括教育的大的组成部分当中,这些不可缺少的程度它们落在哪,在什么地方我们能看见它,这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分歧。

杨东平:的确,好的教育大家是有高度共识的,但是它落实的过程当中什么是重要的,学校应该教哪些东西、怎么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教育缺项特别多。

朱永新:一个好的教育,基本的认识以后,你不能说好的教育是这样,课程设计又是另外一样,必须要有好的教育哲学。既然我们定位培养幸福完整的人,你的课程设计应该围绕这个来展开。作为一个人最需要的生活技能、生存技能,人和人的交往、表达、沟通、善良,这样一些东西应该是我们教育的主体,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教育主体内容仅仅盯住高考那一,高考需要的东西就成为我的内容,高考不需要的东西就舍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为所有人考核,它是为少部分人考核准备的,为考清华、北大的尖子生准备,大部分人只会是陪读生。所以我们的教育为什么那么艰难,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到国外那么轻松?因为我们的课程不是为所有人准备,是为少数人准备的,而大部分人最需要的,比如说沟通、表达、交往、人性、体能,包括美国学校有一个课程教你怎么吃药,教你碰到危机的情况下怎么自救,这些问题国外非常普遍,但是我们的课程没有。

杨东平: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和国外学校面貌如此之大,实际上背后有深刻的理论解释,因为中国的学校面貌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教育的面貌,以知识传授为主,所谓学科中心的教育。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经过杜威发动的教育运动以后,全世界教育进入新阶段,这个概念叫儿童中心,这个儿童中心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人为本,已经很接近这个概念了。所以教育学的基础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过去的教育是围绕一个知识体系进行的,把知识体系分门别类,但是到了儿童中心,儿童是中心,围绕儿童需要来组织教学,像健康、情感、人际交往、家庭成员、闲杂时间的利用、道德、公共技能、职业训练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提供的中等教育的教育目标,就是刚才讲的内容,健康、公民道德、职业训练、有效的家庭成员、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学习过程的掌握只占四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学校跟中国学校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教育还没有进入二十世纪。这是教育哲学的问题,学教育的人比较容易了解这一点。刚才讲到我们理想的共识缺乏,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理论上在运行的教育改革,在现实中有人说已经寸步难行,有人说还缺乏一项改革的动力,动力不足。这个问题两位怎么看待?

朱永新:改革的动力可以来自于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做到形成共识的话,就会由形式主义对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对待官僚主义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力量的配合,没有好的经验,没有好的模式的提供,你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失败,所以改革需要两种定律,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定律,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改革就像一个点,在中国民间教育改革已经如火如荼,我刚从山东潍坊回来,他们整个教育满意度在整个行业里面第一名,连续三年,他们的教育办的非常好。

杨东平:我也去过潍坊,潍坊是山东教育老的样板,它有很多经验,不光是潍坊,整个山东在中国教育界都是走的比较好,我把山东形容为中国教育的解放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北京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朱永新:不仅是山东,陕西绛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那里两千多名教师,有三分之二的老师在写教育功课,所有老师都有共同阅读的时间,所有孩子每天中午都要读伟大的经典。绛县大概有100多所学校,尤其是村小都参与新教育实验。

杨东平:我去过新绛县,新绛有一个级示范中学,本来我是有偏见的,因为通常是应试教育的集中营,新绛中学是一个例外,他们几年推行学院课程,把教师教为主改为学生自学为主,半天课程,下午学生自习,自学为主,有讨论课、交流课等等。教师的功课在晚上,你要做一个学案指导学生咨询,每天要发给学生一张纸,过去是教师准备教案自己讲学生听,现在把这个过程完全颠倒,现在是学生为主体。新绛中学的校长为什么冒巨大危险做这个改革呢?拿高中做实验是非常危险的,万一高考失利的话交待不起。他总结一条,他说你看我们高中课堂上学生都在打瞌睡,睡眠不足,只要把这一条改变了可以提高很多。表面上看题海大战,其实效率非常低。

朱永新:很多学校不让孩子睡觉,教室里就写着“人生总要长眠,何必今日多睡。”

杨东平:改变学生厌学、犯困的办法,面对面,八个人一个小组进行讨论,这只是一条。今年高考那个校长给我发了短信,二本以上的比去年提高30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要相信教育改革,相信学生。

梁晓燕:我们今天特别想给大家呈现的就是在各个地方有很多这样努力在改变教育的人。我刚才讲到的教育效率提高,并且真正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人的,我自己最近在参与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推广,这个推广是由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推广的同一起跑线项目,我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觉得非常惊讶。它的基础是提高,中国的语文教育是受到最多人批判的,可是语文教育到底怎么改变,到了高考连一篇作文都写不象样,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改变?何教授带着他的团队,经过十年的时间,已经在280所学校获得了非常好的实验成果,这个成果非常重要的一点,何教授的基本观点是说孩子到6岁掌握母语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汉语有256种基本句型,一个6岁的孩子已经掌握了80%。所以他们认为孩子在开始学习母语的时候,他有强大的自学基础,虽然他还没有认字。

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至少60%的内容是无用功,完全可以不用教,另外40%教什么?怎么让孩子们能够主动的去学习?他们创造了一套非常好的教育方法,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在加入这个实验,它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他使用的是现在新课标的语文教材,但是对每一节语文课,把它分成20分钟、10分钟、10分钟,分成三段,前面20分钟老师讲,老师讲课文的重点和难点,其他包括朗读课文都不在课堂上做。第一个10分钟,北师大这个团队为所有的基础课程的语文教材编六到八篇的阅读补充教材,每天10分钟阅读语文补充教材,这个补充教材是根据这篇课文的内容,从文体等各个方面扩展,是一个扩展阅读,十分钟。然后十分钟写,这个写他们叫做小练笔,你学了语文教材,又看了六到八篇的辅助读物,马上写。这样一个做法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从六个星期拼音学完以后马上开始,这样把大量阅读的要素加入到语文教学当中来,阅读的过程是开放的过程,是学生自主的过程,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想到什么,你有什么感受,马上十分钟写出来。在我自己的实验区,在我自己所做的20多所学校里,进行了九个月的语文课以后,一年级学生大部分都能在10分钟里面写出80字左右的连贯的表达。这里面就讲到语文课的根本东西,语文课根本东西就是语言的运用,是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而这些东西怎么高效率通过语文课去实现?有一个数字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中国语文教育的课标的规定,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阅读量是5万字,可是在北师大实验团队的课堂里面,一年级的阅读量达到80万字。可是没有课外作业,不给你安排课外的东西,你所有的这些活动全部在课内完成。过去40分钟的课堂是什么效果?今天40分钟的课堂又是什么效果?第二,学生在这中间,他看到的东西,他的阅读,最后他的写作,是从他自己接收者的角度出发的,不是老师们硬贯的。我们写作文是到了三年级才开始,是不是孩子们一年级就不能写呢?我们发现,做实验的学校都在偏僻农村,都是所谓的升学这些教育质量并不怎么好,可是我们发现孩子的潜力有多大,是我们不可想象的,80%的孩子完全能够适应这样的教学,40分钟里面他们完全能够完成这样的教学,这让我们在做实验之初真的不可想象。这样一个实验今年又有100多所学校加入,很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它会有更大的推动力。这样的东西,即使我们自上而下推动改革我们也得有一个东西,推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是有效的?什么样的东西是有创意的?什么样的东西是学生真正能够接受的?什么样的东西是老师能够承担的?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有大量的先行者在前面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们才能期待它有一个更好的推广。所以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讲到,民间的教育改革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正在进行,在什么样的范围中它正在推广,我们希望传递给大家更多的信息。

杨东平:梁晓燕老师讲的是正在甘肃贫困农村推广的提高教育质量的项目,她的核心概念是从阅读开始,从语文开始,这个概念非常深刻,朱老师也是一直长期致力于推广阅读,呼吁建立中国的阅读节,开发推荐书目等等,朱老师您认为阅读对于教育意义究竟何在?

朱永新:无限的相信书籍的力量是教育思想的真谛之一,一个学校可以什么都没有,只要有了为教师和学生的精神成长而准备的图书,那就是学校。关于阅读的价值和意义我曾经讲过,第一,一个人的精神发源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人无非是精神和躯体,人的精神跟躯体的成长不太一样,第一它很少有遗传的东西,躯体更多是遗传的基因,精神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人类精神成长的对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学校教育最安全、最容易吸收,营养也最丰富。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只读语文书,只读教课书教的东西,他必须要有大量阅读,因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和智慧就在最伟大的著作中,那些伟大的著作在图书管理,在你的书架上。在图书馆、在书架上严格意义上就是废纸,当你没有捧起它的时候它就是废纸,你只跟它对话,你才能拥有。所以阅读就是精神成长的过程。对学校来说的确是这样,从国际上无论是基本的学科能力也好,阅读是最核心的能力,新教育实验也是这样,新教育实验强调和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我们的六大行动就是把营造书香效应作为重要的基础。而我们的阅读从教师开始,因为没有热爱阅读的教师,不可能培养出热爱阅读的孩子。我们帮助教师探索教师专业发展地图,你作为好的老师,你应该读一些伟大的著作。他从文理性知识到心理学教育知识,一直到人文科学知识,这些结构我们做了专业化地图,在专业化教育实践极地里面,我们要求老师有根本书籍的对话,只有教师对书理解深刻以后,他才会引导孩子真正的阅读书籍。所以学校教育阅读是基础的基础、关键的关键。

杨东平: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研究生阶段同样如此。看不看书已经成为判断一个人格调的最基本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精神的成长,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价值、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这是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朱老师教育实践中有一个乡村老师的案例,这个老师叫张向阳,他毕业以后在山东农村当十年体育老师,他自认为是优秀的老师,学生、家长也都认为他是优秀的老师,热爱学生,非常敬业。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不合格的老师,因为他离开学校以后没有读过一本书,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从那时候他开始痛改前非,发奋每天也一篇文章,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教育评论家,现在已经成为苏州市一个小学的校长,我觉得这个故事挺动人的。

朱永新:新教育理论中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昨天中央电视台放了《寻找美丽乡村教师》,我们新教育的老师,除了扎根田野的精神,更重要的他们对教育的理解非常深刻。山东精英小学,在淄博的一个小学老师常丽化,他也是特别典型的个案,他伴随着他的孩子五年时间,一起读过524本书,一起走遍山东的山山水水,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最喜欢的运动,五年下来他们并没有大量的作业、练习,相反一个月就把语文课上完,大量的跟孩子阅读,比如在浓烈的天空下,一个好的老师不该照本宣科,否则所有老师都变成一样,对农村乡村教师最初的训练可以,但是必须要有自己对教育独特的理解,常老师开的课是在浓烈的天空下,一年时间用绘画、音乐整合成一个课程。他还开了一门走进孔子,他们的孩子五年级,他们每门课程完了以后搞一个典礼,这个课程学完大家分享一个典礼,我参加了他们孔子课程的毕业典礼,五年级孩子对孔子的理解让我震惊。孩子们讲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经过,他说寄神如存在。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看到成人说有多少人懂得孔子。而且五年级下来平均分数远远高出其他班级的学生,是全校唯一拿到教育质量奖和数字教育奖的班级。常老师每天会给父母亲写一张便条,因为新教育特别强调共读共同生活,否则父母和孩子、教师和学生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阅读生活,没有共同的交流,不可能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愿景。所以师生之间,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生活已经成为新教育共同的特征。每天一张便签,每个星期给父母一封信,今年他积累了100多万册资料,给父母亲写的笔记,他自己每天写的日记。所以老师把自己的心扎在教育事业,他一定做的很精彩。

梁晓燕:可能大家都会在想,这种老师是个别的吧?总有那些极端的优秀的老师吧?可是我要跟大家说朱老师推的新教育已经成为教育界一场改革运动,真正的加入到新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学校已经有1000多所,像常老师这样的,达到这个高度的老师部下几百个,甚至于更多。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他们的网站教育在线,这个网站里面有大量的信息,他们就是从朱老师这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团队,从一所学校、两所学校开始做起来,现在就是民间自发的加入这个阵营的有1000多所学校,1000多所学校的学生用这样的理念,用书香校园里面的六大原则在安排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师本身的成长。我们并不是在说一两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在说的东西是很多的教师、很多的学校真正已经在做、已经在推行的,不止是实验,甚至在进行推广。我想再给大家补充一个例子,刚才杨老师讲到同学们去日本,那样的一些课程我们闻所未闻,我们不能想象有那样的课程,可是现在在中国也已经有学校在开展这样的课程,上还有一个工业基金会叫珍爱梦想,他们在推广一个公益项目,这个公益项目叫梦想课堂。这个梦想课堂是一个捐助多媒体设备,捐助到农村偏远贫困地区,这种工作很多公益组织再做。可是珍爱梦想他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令人尊敬,他们在梦想课堂附着了一套梦想课程。什么叫梦想课程?他们从一年级到高中,一共35门课,现在已经开发完成的是9门课,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认识我们自身,认识我们的周围,认识我们的环境,认识我们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做到我们必读的课堂里面,现在都能上网了,互联网上有大量的学习资料,让学生们在网上有自主学习的机会,然后老师们给予引导。这样的课程的编写,我自己参与过一次这样的培训,说句实在话我非常惊讶,有些课程居然能够这样教,孩子们能够这样来学习。一年级小孩第一节课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亲戚,亲戚是什么意思,亲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有一门课就是把你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全部变成一门课,这门课里面要意识到你不是孤立的存在,你是在大家庭里面,大家庭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什么样的养料。这是一年级的课程。35门课我不能说很多,今天时间有限,但是这种课程也不是一所、两所学校,珍爱梦想课堂的推广已经有100多所学校,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在十年时间里推广到多少学校,随着梦想课程,老师叫梦想引路人,老师如何成为一个引路人。还有对老师们怎么培训,对老师们怎么工作,有一大批更高端的教育工作者自愿加入到对老师的提升过程当中来,叫做梦想实践家。梦想实践家、梦想引路人、梦想教师、梦想课程,这一系列的东西真正在教育理想的旗帜下创造,整个团队就是创造的过程,同时教育的过程,每一个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都有创造的。他们现在在网上有非常丰富的资料,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你也去感受感受整个梦想团队那样的一种热情,那样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生活。不是说一个、两个人是极端的案例,而是说这样的案例,如果今天有时间,我可以给大家举出至少十个。

杨东平:我再补充一个案例,在山东杜郎口中学,它是一个农村中学,但是最近十年来名气大到什么程度?每天有几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自发到那参观学习,他们的校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十年以前他当校长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辍学,一个是厌学,没有任何教师资源,教育水平也不高,怎么办?后来他从他个人的经验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有一次老师上集市买东西,让他代为管理课堂,结果他当了老师以后对他个人的成长,把他的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他认识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所以他开始构建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把以老师为主改为学生为主,每堂课老师最多讲十分钟,超过的话不及格,下岗。当然现在没有那么机械了,讲的比十分钟还要少,只讲必须讲的,剩下的让学生自己想。他的课堂很难想象的,所有的教室都是开放的,人流涌动,周围都是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学习者,拍照的、录像的。也没有讲台,三面黑板,学生一下到前面,一下到后面。这个课堂简直不成体统,没有基本的秩序可言,怎么教学?但是教育质量很好,全县第一,很多人不相信,觉得他们白天做秀晚上训练,是不是自己加班加点。人家没有做秀,就是靠调动学生的自主性成为优秀的学校。当然它也有一套模式,而且他们的模式在各地不同的学校落地也要因地制宜的丰富和发展,所以这种实验,就是靠农村学校自发实验做到成为广泛普遍的现实,这个事情都是很令人深思的。再问朱老师一个问题,新教育实验不仅有六大支柱,强调教师的专业成长,而且还非常重视新教育在线这个平台,我听说新教育在线还构建了教师培训网络课程,叫网络师范学院。

朱永新:我们叫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现在全国有一千多名老师在上面学习,我们也是要注册,注册的时候每人提交一篇作业,叫《我的阅读史》。这个作业很有意思,很多人竟然无从写起,很多老师写出来都是文学小说,我说他是一直停留在浪漫期的教师。很多老师写出来的像工作汇报,就是教育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通过《我的阅读史》的分析,我们把阅读分三个时期,浪漫期、精确期和综合期,当然这是作业之一。我们的这些老师,考核非常严格,每周有两个晚上到三个晚上的学习过程,我们也没有学费,也不收任何费用,老师教材自己买,我们在网络上有讲师跟他分享交流。所有课程学完以后,我们也可以发新教育硕士文凭。事实上好的文凭不需要承认的,如果我们的网络师范学院的老师拿到这样一种证书,所有的校长都抢着用他,比你正规师范大学出来的证书管用。包括像南科大这样的实践也完全可以更快速一些,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为什么很多该做好的事情做不好?我觉得是很多体制机制把我们束缚住了。很多老师说我们戴着镣铐,我们为什么不把镣铐打开?如果打开我相信中国的教育一定有另外一番天地。从安徽解放承包解决农民,所以我们粮食问题不愁了。我们改革开放,解放了工人,解放了资本,所以整个社会发展起来。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的教育解放的非常不够,应该把我们的校长、局长、教师真正的解放出来,真正的智慧蕴藏在民间,这样一种力量是毫无疑问的。像网络师范学院也好,像南科大也好,应该鼓励更多的探索,而不是给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枷锁。

杨东平:我补充一个案例,今年夏天有一帮志愿者在湖北开办一个短期的立人大学,他们也是没有固定的校舍投资,但是他们有理想,有愿意爱学习的人,真心实意的希望打开自己的头脑,希望获得真知等等,这个学校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高校教师自愿的去学,这种民间办学的尝试会逐渐兴起。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家聂胜哲,他在安徽创办了一个学院,中专,两年,毕业作品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授予匠师为凭,教育部也没批准,但是市场供不应求,从匠师到网络师范学院,到立人大学,这样的例子说明真正好的教育,只要市场承认、用人单位承认就够了,够好象梅兰芳的学生、齐白石的学生,这不仅是教育的权利,也是中国教育非常好的传统,还是要发扬光大的。

梁晓燕:接着杨老师说到的立人大学,它现在的主体叫做立人图书馆,这是一群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的主体是30多岁,这批人从北京出发,回到自己的家乡,要在自己的家乡办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不只是看书的地方,这个图书馆是一个教育文化中心。他们说学习一定在学校里吗?学习一定在教室里吗?教育可以无所不在,教育就是人对人的感染,人对人的推动。这个立人图书馆在三年半的时间内,现在已经13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承载了十几项教育功能,并不是简单的只是看书,当然有核心书目,有读书小组,有自由作文大赛,包括电影,有非常丰富的电影资源带到农村,当然也有互联网资源,带动孩子们怎么去学习使用互联网上非常丰富的教育内容,各种各样的艺术课程,各种各样的深度阅读和讨论组。它是作为一个承接平台,把城市里面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引到农村去,他们叫访问学者计划,城市里面来的大学教授、企业家走向农村,走到立人图书馆做你们的平台,走到乡村孩子中间,把你们的经验、知识、人生智慧传递给农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些实验,三年半的时间,现在在当地都有一批初中生、高中生追着图书馆走,甚至有的孩子不去上课都愿意去图书馆。因为什么?当然他们也不会说你们不要去上课,而是假期里面搞非常生动丰富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内容就是现在立人大学的前身。我有一次跟立人大学的创办人交流的过程中,他说在我们的脑子里什么是大学?激发智慧和创造性的地方就是大学。我们就去做了,我们觉得它就是大学,因为有学生来,学生认为它必要,学生接受它,那就是我们的大学。我觉得他们那种自信,他们对创造的自豪,深深的感染着我。这群年轻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专职的志愿者40人,还有大量的立人之友作为志愿者参与他们的事业。所以教育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校里、课堂中,教育真的是非常开放的,是和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事件,如果我们打开这个眼光再来看教育,我们也许真的能看到更多的生机。

杨东平:立人大学的发起者本人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最后走向民间自主办学,走进乡村,非常了不起。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三位都做很多NGO的工作,也跟很多年轻人打交道,你们对80后、90后这一代人有什么感受和评价?因为社会上对他们评价好象不是很高。

朱永新:我觉得80后和90后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追寻,因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有每个时代的使命,有一点是共同的,年轻人心中的理想永远不会比任何时代低。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不同文化的引领,比如文革时代的年轻人不一样,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心中的理想、心中对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所有时代都是存在的。

梁晓燕:任何年代都有不同的人,我现在做的大量都是青少年工作,一直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们中间没有哪一代人的感觉,没有代沟,大家没有觉得你的想法不一样。有一种不一样是因为社会经验、社会知识的差距而不一饮。但是我们感觉到最相同的一点,大家认为我们不满意、我们不甘心,我们要改变,这种东西是我们最典型、最相通的地方。我自己一个很深切的感受是,我也做大量的大学生工作,我们这个基金会连续八年组织大批的大学生去农村,去做各种以支教为中心的组合性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学生当中苦闷的、沮丧的、非常无奈的情绪弥漫在大学生中,我不认为这是80后或者90后的精神特征,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今天大学教育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它使得在这个教育中的人激发不起精神上的追求。我们做的工作,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当中,我们树立一个大旗,愿意为这个东西吸引的同学大家来吧。多年轻人走进这种生活以后,不仅仅是他们在付出、他们在做志愿者工作,更大程度上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年轻人,我走进很多大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看不到年轻人,年轻的精神特质不存在,大家都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呻吟,在无奈,在喘气,在这种情况下最最重要的,如果每一代人中间都有差别的话,那就是一个年轻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寻求改变,起来改变,这个东西是年轻人最本质的。为什么?你们还有大把的未来,你都不寻求改变,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可想而知。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从代际来说的问题。但是有同代人中间,不同的人生选择的问题,不同的人生选择差别很大,但是代和代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杨东平: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有权选择年轻,有理想、有梦想、有行动、有热情我们就年轻,在我们年轻的朋友当中,我始终不感到自己的年龄,我始终觉得跟大家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把它转换成一个命题,就叫理想主义者之间是没有代沟的。参加这种公益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很多人在这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伴,明年春天将会举办十对婚礼,据美国调查,谈恋爱成功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教会,一个是非政府组织,因为大家是抱着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理想参与的,大家是没有功利心的,所有兄弟姐妹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来的,有相同的价值观,而且有丰富的交流机会,我们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助理王胜利,他也是参加登山组织活动遇到他的另外一伴,现在结婚了,可惜他认识女朋友以后就不再登山了。

梁晓燕:说起这个来也是一个教育话题,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大话题,这个大话题里面,年轻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当中,其实他所得到的社会知识也好,人际关系的协调也好,责任和能力的锻炼也好,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综合性的。刚才讲到集体婚礼,其实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大学,但是有着共同心愿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什么样的地方是凝聚共同心愿的地方呢?所以大家会更好的去寻找到这样的地方,也许你就更能够碰到跟你一样的人,跟你一样心愿的人,跟你一样追求的人。同时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育的话题,这不是八卦话题,包括我们在中学里面,一个人的情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他构建社会关系的能力,都是在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些东西并不是在课堂上传授的,这个东西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在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因此我们才看到,让各类学校把门打开,让更多的社会交往在我们的学校当中成为现实,这是弥补我们现在教育不足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杨东平:欢迎更多的青年学生走进我们的社会公益活动,不仅是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也会有众多的收益,很有必要,因为有爱心的人互相比较容易相处,大家有同样的价值观,追求的往往不是有房有车那样的目标,所以生活目标比较容易达成,总之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剩下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

观众:三位老师好,我刚从河南考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大一新生,我刚刚经历过高三,也经历过高考,我知道立人大学,知道山东杜郎口,我对教育有自己的感悟,我对中国教育问题还是不能太乐观,形式还是比较严峻的。中国教育的问题从根本上是体制的问题,包括教师,包括学生个人很难改变这个东西。你的成绩,你的一切都要以高考成绩挂钩,老师评职称、奖金、工资全要靠高考成绩挂钩,比如你今年带一个班,你的高考录取率达到多少,有多少学生通过一本线。中国搞素质教育,谈素质教育,谈教育改革这么多年,从实质上有多大改变呢?我看不到这个希望。立人大学还有熊培云先生给他们讲课,这个改革不太有普遍性,从根本还是有制度性,一个教师怎么敢冒险改变那种现状呢?制度性的问题是不是更根本性的问题?

提问: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走到我这个年纪,我是去年毕业的本科生,是不是到我这样的年纪才觉得想通了要做什么、要干什么,但是发现前十几年的教育只是被动的,当我知道想去做一些事情,我个人想做NGO,想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走歪了一条道路,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是不是中国教育没有希望?现在我不这样想,如果我们有这么多人坐在这讨论这个问题,在关注这个问题,关注就是一种力量,我们总有可能把它改变掉。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梁晓燕老师,我年前参加西部阳光选拔,但是没有录取到,如果在NGO或者支教活动过程中,您有没有关注到有些学校配合您这边选拔学生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把自己想要安排的人安排上去,比如他们要在学生会有地位,很多功利的因素包括在里面,导致有一些人很理想主义,很希望为这个事情服务的,但是他们却被打压下来。

梁晓燕:简单的说,10年、11年进行的彻底改革,我们的选拔方式完全变了,发现问题就会解决问题,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能改变,因为社会的大环境是这样的。不是。社会的大环境固然不好,可是并非不可为,所以我希望有机会你下一次再做。

提问:我也是北师大的学生,而且我也是山东的考生,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位师弟的想法,现在教育的问题很多是体制性的,不是一两个实验可以推动的,您觉得这种体制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您刚才提到很多非常精彩的教育实验,但是教育的理想是给人以完整的幸福,而最后评价实验成功的标准是升学率提高多少或者阅读能力提高多少,您不觉得这样有一点自相矛盾吗?

梁晓燕:也许是表达的问题,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充分的、丰富的教育生活当中,分数提高是自然的,但是我们说阅读量的增加,你认为这是一个指标。你知道阅读过程的快乐吗?我举一个例子,我讲到北师大这个团队现在在河北的他们已经做到六年级,应试的压力是要化解掉,为什么化掉?因为所有应试必须达到的指标,他们得到的东西不仅仅是分数,他们得到的是演化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信和不信,也许不信也是正常的,在我没有看到之前我也不信。

朱永新:我补充两句,刚才那位女同学认为体制不变很难进行深刻的变革,的确是这样。因为中国教育很多问题,而且不仅仅是教育体制,比教育体制更重要的,我们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我们的人才使用制度,比如说考公务员,公务员为什么一定要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呢?再比如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大家为了想得到一个好的收入,就要找一个好工作,要找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高中,所以比教育体制更重要的是人才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变革,没有这个变革教育也是很难真正变革的。但是在体制之下我们无能为力,我一直认为体制的推动,除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变革以外,还有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推动到非改不可的时候就有最大的改革动力。所以每个课堂里,每个地区的教育变革的力量,实际上都是在推动这个体制往前变动,这种悄悄的革命,最终会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

提问:这一次会我非常兴奋,五年前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我看到有一批学生能够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那个学校的校长是我们学校的大四留学生,四年前在新疆的和田市我们的学生去支教,那里的队长是我们大四的学生,三年前也是我们的学生去组建并且完成数学之门、外文欣赏,甚至各种有类似活动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都在致力于素质教育,这些课程没有一样是跟我们的书本有关系的,全部都是人文、地理、自然,甚至包括人文学科的东西非常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处于教育落后偏远的地区,我们是否在教育公平这一块,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教育权这一块做出更多的努力?

杨东平:教育公平问题不完全是靠个人和学生的力量能改变的,确实是一个宏观的教育制度问题。

观众:三位老师下午好,我也是今年刚刚高考完的考生,现在各个地区的考生都有,我现在是北京大学一年级新生,顺着刚刚所说的教育公平问题继续说,即使在北京教育资源非常集中的地区,依然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我的高中应该是素质教育很发达的高中,但是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大家走的路永远都是一条路,我现在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我能预知我一生的路是什么样,我即将上最好的初中,即将上最好的高中,即将学最好的专业,好象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相同的路,但是就我自己来讲,受教育者而言,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是让一个人真正成为他自己的教育,做最好的自己,挖掘自己的前途,真正实现自己的各种可能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扼杀了这种可能性。有一些很想成为钢琴家的同学,他们没有办法抛弃自己的学业真正实现自己的非常珍贵的天赋。我认为固然体制是非常重要的造成现在恶果的情况,但是体制是人制造出来的,它本身并没有生命,要想改变体制首先要改变人,要想改变人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就像理想国标语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我们埋怨体制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不走出体制。

提问:今天是教师节,首先祝台上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我是北师大大一的新生,我想就教育现状的改变,我们不得不提教师问题,北师大是最早实行招生免费师范生的高校,2011年第一届免费师范生毕业了,虽然我本人不是免费师范生,但是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同学,那些免费师范生们毕业之后,有一些人违约,他们交违约金之后选择出国或者考研,没有履行自己当教师的承诺。现在有很多的师范生没有当教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社会上对教师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与这种需求量巨大形成另外一个对比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解决不了教师的编制问题,我的问题是,重重的矛盾之下,这种教师体制的不完整之下,我们的教师的机制没有完善,我们谈何教育的改变、教育的公平,甚至是教育模式的改变?请梁老师回答。

杨东平:我们在座很多人的发言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制度不改变,我们谈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的确,毫无疑问,制度的改变主要是由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个改革国家也在做,规划纲要制定以后现在也还在这方面的实验,还在逐步的做。但是这种改革,我跟大家一样,非常希望有一天自上而下整体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这种改革往往是难以期待的,也就是说日常的教育生活还是一步一步面对的。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一下,当我们的教育制度、教育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或者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

提问:各位都是新教育团队的,你们应该听过一个名词叫做“间隔年”,现在有一部分大学生或者白领,他们工作或者在学徒中放弃学业或者暂停学业去打工,去体验生活,对于这种现象你们怎么看待的?

杨东平:这肯定是好现象,一个学生有权选择什么样的学习方式,这应该是很好的模式,在国外非常通行的。

提问:仅仅是好现象吗?对学生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讲,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好现象吗?

梁晓燕:你这个问题是说一个人作为人生规划,规划哪里?他是自己知道了他要什么吗?他要什么是别人告诉他的吗?还是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体会出来的?这个体会需要不需要各种各样的机会和条件?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刚才讲到立人图书馆,立人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志愿者,赫飞飞,他是北京大学的硕士,但是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他退学了,他学习成绩非常好,一路考试考进北大,读完书又读硕士。为什么读硕士?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想象不出除了读书还能干什么?但是就在一次立人图书馆到北大做宣讲的时候,他去听了,听了以后他到立人其中一个图书馆做志愿者,他突然感受到内心的触动,他跟我交流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接触这件事情之前,我的自我完全没有,我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家长希望我读好书,周围人知道我能读好书,我读上北大,大家都觉得我很棒,可是我自己很茫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了自己寻路的过程,其实我们说做公益也好,干别的也好,这个不重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机会让自己去尝试我到底能干什么,什么是我内心最想要的东西。而这一点,有的时候在课堂里通过老师跟你讲,老师跟你讲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其实那个东西的有效性有限,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你还没有被打动的,你的心没有敞开,在这个时候机会是重要的,所以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

杨东平:教育真正的价值或者目标就是自我发现,然后自我实现,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自我发现,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自己最擅长什么。

提问:我来自于南开大学大四学生,这一次一方面听讲座,另一方面调查北京前一段拆迁农民工子弟小学事情。刚才三位老师提到在农村进行教育改革的事情,这个事让我挺难过的,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从农村开始,但最后模式定型在伤害农村。当教育实验在农村获得成功,它的经验在城市提炼,并且应用在城市教育的时候,城市教育原有本身的优势,再加上好的教育方法,对于农村教育会不会产生压倒性优势?这次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被拆迁,民工子弟他们的教育将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朱永新:的确中国的教育是脱离农村的教育,很多学校里面挂着一双草鞋,一双皮鞋,老师跟大家说,你们好好学就穿皮鞋,不好好学就穿草鞋,所以农村学校的孩子就为了能穿皮鞋。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时候,在一开始就不是很均等,应该首先彻底改变农村的政治、文化、社会的生态,让那里同样也能够过上比较正常的文化生活,能够和城里的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没有现在那么大,这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变革,资源不会往你这找,整个农村教育的品质是不够的,而且越来越拉大差距的现象,这是下一步教育资源配置中要做更加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杨东平:教育公平问题,包括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农村教育出路,留守儿童,这些问题非常具体,很难在短时间内说清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是本科三年级学生,刚才梁老师谈到现在的大学生对学校里面的生活比较失望,比较苦闷,我也是其中一位,我已经失望到极点,我觉得已经没办法忍受,所以今年过年我选择休学,暂时退出学校这个大的环境去尝试新的道路,我要看有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道路出来。我想问老师的是,像我这种心态的学生,有没有好的指导意见?我的这种失落,从理想方面来说,大学已经没有办法给我精神上的满足,从现实方面来说没有办法让我接受它的教育以后获得什么样的工作,对它的失望已经达到极点,没有办法再忍受了。

梁晓燕:我很高兴你还是一个有自我的人,你发现自己的痛苦,而且会面对自己的痛苦。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定休学,休学以后你要做的,我给你一个建议,最最重要的你要去寻找你的同道。在人生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最迷茫的阶段,精神的成长是需要契机的,这些契机跟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机会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在你自己能够看到的你要去寻找你的同道,而这个同道也许在你生活的周围,也许在互联网上,也许在比较遥远的地方,也许就在我们这个场合里面,这都可能。我们和同道们互相激励当中,我们会真正确认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在我们并不确认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内心真正追求的东西是什么,需要有一个过程去确认,这个确认的过程需要有同道跟你一起走。

杨东平:自我发现、自我认识是教育最根本的目标。

提问:三位老师大家好,我的问题稍微抽象一点,我们今天主题是教育,对人的价值观的塑造是教育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今天人们追求多元的文化氛围和背景下,中国主流教育只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塑造吗?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模式,这方面几位老师怎么看?

朱永新:两个概念,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它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用汉语跟大家交流,我没有讲英文,也没有讲其他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它必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当然这个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必须要有共同的阅读,共同的写作,共同的生活,才能形成共同的语言。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的价值是很可怕的,西方是通过宗教体系,伊斯兰国家通过古兰经,有一个共同的全民族的认可。现在我们这样一个认同缺乏了,刚才讲教育的统一,统一跟多元是两个关系,现在我们是用统一的大纲、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教材,把本来具有无限大的可能个体培养成单向的,这是从教育自主来说,但是有主流价值观是毫无疑问的。

提问:目前我也在从事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三位老师对中国教育目前对人才的复制,我们所有人才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对工业化复制造成的结果有没有思考?刚才说到要构建教师体系,我想知道如何构建教师培养体系?如何达成预期的效果?

梁晓燕: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像这样具体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不会有时间来解答,我推荐一个东西,我希望大家读一本书《中国教育发展蓝皮书》,这个蓝皮书每年都有一本,把这一年中最重要的教育问题,你刚才问到的所有问题在这本书上都有,杨老师是中国教育发展蓝皮书的主编。这个东西有很多的人都有非常丰富的思考,而且究竟应该怎么走,里面也有非常具体的路径,如果大家对具体的问题很感兴趣的话,我相信读这样的书有价值的。

提问:各位老师好,大家问的都很宏观,我的问题具体一点。大家都特别关注基础这一块我特别同意老师们的观点,我的问题是从最近的一个公共事件,就是李双江儿子打人的事件,是不是我们的教育里缺失了对他们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他们比平常的孩子占用更多的资源,如果他们管不好的话,我们已经限定不了他们的父亲,但是如果他们孩子管不好的话,对一个国家是更大的危害。

杨东平:官二代、富二代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家很担心,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家庭教育问题,李双江自己也承认家庭教育是失败的,某种程度上人格养成更主要的还是在家庭环境当中,在家庭的身教当中形成的。学校教育只是提供基础的东西,所以对家庭教育需要特殊的认识。

杨东平: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论坛就到这里结束,让我们共同追求理想的教育。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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