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茶居:内心的奴才

| 2013-04-29 | 1,216 | 无评论 | |


这期“卷首”,本来想写“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4·20’雅安地震”后,思路逐渐被“灾难”一词拖拽过去。这些天,满脑子的废墟、帐篷和愁苦的脸。

刷新浪微博,读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的一首诗:《雅安,一个巨大的倾听》,不禁感叹: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马上联系臧棣,很快得到“同意刊用”的答复。于是临时调整版面,安排在本期“人文”栏目刊登。

得益于网络,这首诗被广为转载,很多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诗人俞心樵说:“这首诗值得我们欣慰。”为什么是“欣慰”?因为,他认为,曾经有很多“灾难诗”,造成了“惨不忍睹的文化事故”。

大概,余心樵所说的“惨不忍睹的文化事故”,包括了五年前某省作协一个副主席以“汶川大地震”遇难者口吻写的那首“著名的鬼诗”,诸如这样的句子:“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这首价值观错乱的诗(词),引发了国内文学界、理论界“面对灾难如何写作”的热烈讨论。《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先生专门策划了一个“‘5·12’汶川地震诗歌写作反思与研究”专号,约我写一个。恰好,当时我正为曾供职过的海峡文艺出版社编“地震诗选”,在各种报刊、论坛、博客上,阅读了大量以地震为题材的诗歌作品,有很多话想说,就写了一篇诗论:《你和大地,有多大的距离》。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权力叙事,有一种急于将灾难转化为革命动员、张扬公德和政治胜利的意图。这种气候下的诗歌写作,大都带有某种“加入大合唱”或“化悲痛为力量”的话语冲动,结果难免是:只有“地震”,没有“诗”;或者说,只有一样的“诗”,没有独立的“人”。

也是在近日的微博上,我看到有人将老家漳州与雅安如此联系起来:漳州市市长是雅安人,雅安市市长是漳州人,“这两座城市,缘分不浅”。我有些激愤,当即留言:“再大的苦难,也不忘媚官媚权啊!”

我想到的是,在我们的内心,是不是都住着一个奴才?这种献媚的“艺术”,是不是已经化作一种身体本能?我们的语词喜好,裹藏着多少跪着的骨头?我们的抒情习惯,包含了多少“进贡”的成分?那些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表达当中,有多少是我们自己所认同的东西……

这个内心的奴才,有时候还会变成独裁者——他视奴颜媚嘴为最美的脸,将卑躬屈膝作为最高的行动哲学;要是你不像他那样,他还会全身不舒服,感到人格被侵犯,安全受威胁,进而想方设法把你“清空”或“删除”。

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所谓“人的社会化”难脱其咎。作为被赋予了“促进人的社会化”功能的教育(学校教育),在其中应该确认什么、肯定什么、赞赏什么,应该警惕什么、避免什么、抵抗什么,实在是“巨大”的问题。

似乎,我由此可以转到“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这个话题的讨论上——教育,在关注劳动工具、劳动方法这些之前,需要先低下头来看看:土壤,种子,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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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教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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