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农: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自负——读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 2015-04-04 | 2,603 | 无评论 | |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自己的“自留地”了,新近的几篇文章也是别人的知识产权。究其原因就是一段时间以来,感觉自己的思维好象在停滞状态,所留下的只有“沉重的肉身”。一直以为,一个人无论是思想懒惰还是身体懒惰都不是什么好事情,思想懒惰的害处比身体懒惰的害处更大。对于自己而言,身体懒惰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即所谓的“四体不勤”),所以不高的“肉体”也已经很沉重了。不知什么时间我的思想也渐趋懒惰:一是打开电脑可能呆呆地坐上30分钟还是满脑空白,不知道要写什么;二是读书也很被动,心里有点感受也很难或者说不愿变成文字(其实被动地读书和看电视而不去思考,或者思考了不能形成文字都是思想懒惰的表现)。节前从网上买了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那么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本书。从快递公司将这本书送来,到昨天勉强读完,将近1个月的时间已经悄然而逝。还算不错,我还是坚持读完了,并且下了很大决心,要把《视角》读后的一些粗浅感受用文字记录下来。

首先感觉这本书的翻译不错。译者王晓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与产业社会学研究室主任。从他从译者的角度写的导言和后记来看,《视角》自始至终是他本人翻译的,这在当下已经不多见了。许多的教授作为译者仅仅是挂个名头,其实是组织了一批博士、硕士象流水线作业一样完成的,教授顶多做做统稿和译校工作,所以中译本很容易出现前后章节风格不一致,甚至完全不考虑原文的“context”,靠查词典甚至翻译软件进行“word to word”的翻译,结果往往会翻译出很多“硬伤”。《视角》自始至终保持了相同的语言风格,通俗又不失学术规范,充分体现了译者工作作风的严谨以及对自身所研究领域一些专业术语以及背景知识的驾轻就熟。

其次是这本书用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我们不期望但却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当局者非常自负以改善人类状况为目的而启动的一些项目,往往是以失败告终的。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一些“辉煌”和人类改变自然的意愿的价值。从主流的衡量指标和方法、从短期效应来看,20世纪人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人类的能力被各种科学大大地扩张了。但是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些指标体系、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辉煌是要大打折扣的,甚至我们还可以从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辉煌的项目背后,发现已经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斯科特在这本书中阐述了许多失败的项目,其中既包括自然工程,也包括社会工程: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联的农业;从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运动;等等。……斯科特并非抽象地谈论失败,也不是从国家的角度,而是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讨论这些社会工程。

如果说观察这些社会工程失败的角度是人民的视角,那么寻找这些工程失败的原因则应当成为有良知的学者和有人文关怀意识的政治家和公共管理者的责任。斯科特就从四个方面(《视角》“导言”第4-6页)对上述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项目之所以能够推行给出了四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在斯科特眼里,“简单化”是当政者对国家和人民进行控制的最实用的抽象化的工具。为了使社会更为清晰,国家对社会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国家从外界赋予社会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国家最容易掌握的。比如,在国家的统计中,个人的特征被忽略了,留下的只是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的人口统计,所有的人被假设是一样的。土地被按照统一的面积单位进行统计,而土地的具体特征则被忽视了。当然,国家并不仅仅停留在掌握社会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还要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构造社会。社会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国家有一是作用的结果。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这个社会最便于国家的管理。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斯科特认为,极端现代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但是在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具有这种能力的人绝不是所有人,而只是那些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专家和官员,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可以俯视芸芸众生。他们是世俗生活中的上帝。在斯科特的眼里,尽管表面上这些人是相信科学,但实际上他们与科学相去甚远,他们将科学变成美学、变成宗教。所谓美学,是因为他们所推崇的仅仅是流线型的、巨大的、对称的、功能分割的,而与此相反的东西都被他们认为是没有效率、落后和应该摈弃的。其实,在读斯科特的《视角》之前,我已经从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中领略了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然,与哈耶克不同的是,在斯科特那里,极端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也容易在盲目自信后进入一种宗教狂热般的自负状态。他在《视角》中,对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农业科学家频繁互访,美国农业科学家将苏联看成实现他们农业规划的理想国度,甚至苏联大型农场的设计也是美国科学家在芝加哥的宾馆中完成的这种状况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在斯科特看来,独裁的国家才有可能违反普通人的意愿实施这些大的社会工程。因为独裁国家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还因为独裁国家更可以不顾及普通人的反对。19世纪的德国、专制时代的法国、前苏联,乃至坦桑尼亚都可以归入这类国家。“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的状态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夺取,而这往往导致原有政权的被推翻。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但是民主国家也并非能够完全拒绝这样的社会工程,只是在这些社会中,它们受到的抵制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美国的农业科学家才会因为自己的计划在美国频频受阻而寄希望与苏联。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当国家超乎寻常地强大时候,市民社会自然是软弱的。

斯科特不仅给出了那些带给人类灾难的项目够推行的原因,而且还分析了这四种因素的关系。“总之,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如果抛却意识形态的因素,我认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之所以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局者的自负。对于这一点斯科特已经用语言佐证了我的判断。他在本书第四章“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经验与批判”中借简·雅格布之口对规划当局的在城市规划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专横与自负进行了批判。“对于雅格布来说,在许多城市规划者教条背后的专横假设——他们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也知道人民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是过于短视和傲慢的。”((《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p187)。另外在《视角》的最后一章“结语”部分,斯科特总结性地谈到:“如果我们要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p472)。”这就是当局者自负的最恰当的语言概括。

第三,不仅高层人士,斯科特分析的都是那些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排得上号的比较大的失败的项目,如果要比较的话,就好象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一样。其实,自负并不仅仅存在于政治家身上,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甚至教师和父母都存在这种可能。有的时候,这种自负往往还是基于美好的愿望,就如斯科特所指出的,“我们所考察的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插曲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被认为是悲剧。第一,那些项目背后的预言家和设计者犯了自大的毛病,忘记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动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是上帝。第二,他们的行动远非攫取权利和财富,而是被改善人类条件的真诚希望所鼓舞——这个希望本身带有致命的弱点”(p471)。对于第二点,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好心办了坏事”。其实在60多年前,费效通先生就在《文字下乡》这篇小文章中描写了城市里的当局者在不识字的农民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自负(费效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我还清楚的记得,自己小时候上面要求我们的父辈被在淮北平原上种植水稻,誓把“淮北”变“江南”(那就是发生在大跃进年代的事情。其实淮北的土质非常容易漏水,种水道可以说是对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再后来等到包产到户以后,乡镇领导还强制农民在自家地里要种植一定亩量的棉花、烟草、苔菜等,但这些项目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GDP的崇拜日甚以及官员对所谓政绩的渴求,以为民众谋福祉而启动但却以失败而告终的项目更加俯首即拾了。

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方面我是外行,也许郑太年博士在读了这本书后会生出一些感慨来。

第四,斯科特就如何避免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的项目给人类带来灾难概括性提出了几点建议。总的来看就如他借助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口所说的那样:“对生命有更多一点敬畏,对未来少一点约束,给不可预期的事物留更多一点余地,少一点一相情愿的想法”[Albert Hirschman,"The Search for Paradigms as a Hinderance to Understanding",World Politics 22(April 1970):239]。拓展开来,斯科特又给出了四点延伸建议:一是“小步走”。在推进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无法预期人类的行为对未来的影响,所以“应该尽可能迈小步,停一停,然后观察,然后再计划下一小步的行动。”(p475)其实他的建议我们很容易找到现实的左证。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论断与斯科特的“小步走”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小步走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自然应该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纯粹的消极无为不行,因为社会需要发展,但盲目的“大拆大建”也不行。匆忙拆的说不定是“历史文物”;盲目建的说不定是一堆“垃圾”,至少可能是重复建设的浪费。“小步走”可能就成了推进人类和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二是“鼓励可逆性”。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一旦你发现错了是否还有改正的机会是非常关键的。像中国的“大跃进”、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以及一些所谓的以人定胜天的勇气建造的庞大工程对自然生态和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斯科特认为应该“鼓励那些一旦被发现错误就很容易被恢复原状的项目”。三是“为意外情况做计划”。就是“要选择那些对未预见事物有最大适应性的计划”。四是“为人类创造力做计划”。具体言之就是“计划永远要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那些计划涉及的人将来都会发展出经验和洞察力,从而改进设计”(pp475-476)。

第五,实践者历世历代积累的“乡土知识”非常重要,并且也值得我们尊重。那些社会工程的失败源于那些自负的官员和科学家要为社会做出详细的设计,并把这些设计强加于社会。而那些经过严格设计的方案和计划在地方上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也反映了自负的官员和科学家对于最基层在历世历代的实践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乡土知识”的蔑视(斯科特很形象地将这些知识比喻为“米提斯”)。其实,这些知识往往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斯科特在书中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这本书看看。我还想从另外的学者那里证明我们不应当非常自负地蔑视“乡土知识”。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费效通老先生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抽象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费效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其实,这种例子不仅在学者的著述中存在,鲜活的社会现实中更是比比皆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枣牙发,种棉花”、“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在现实中的农谚。现在看来,农人根据枣树发芽来确定种植棉花的时节比科学家根据几月几号至几月几号种植棉花的简单化的处理更为科学和实用。因为,什么时间该种植棉花与地表的温度有直接关系,与日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气候是多变的而不是固定的,但枣树是根据地表的温度而不是日期来发芽的;另外,新疆和长江流域种植棉花的日期可能要相差一、两个月,但都可以根据“枣芽”来确定该不该种棉花。更为重要的,农人更擅长观察枣树发芽而不是使用温度计的测量来确定地表的温度。综上,我们不仅不能对那些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很强地方性的“乡土知识”心存蔑视与不屑,而且这些知识也往往比那些经过逻辑演绎的所谓“普适”知识更管用。

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d886f101008jl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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